专家认为，习主席的演讲凸显了中巴友好关系的特殊性，指明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主要路径。在演讲中，习主席也再次表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重申了中国追求互利共赢的理念，特别强调了中国对南亚的睦邻友好政策。 专家们认为，中巴关系新定位是两国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的鲜明写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在双边关系中使用‘全天候’一词，仅对巴基斯坦一国，这足以显示出两国关系的特殊重要性。” 在北京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唐孟生看来，习主席的演讲传递出一个明确信息：巴基斯坦在历史上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基斯坦，有决心把中巴友谊一直发展下去。 在前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树林看来，中巴打造命运共同体是水到渠成的事。他说：“中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向前发展。中国和不少国家的关系都经历过波折，但中巴没有。” 唐孟生认为，从习主席的演讲看，其关于两国关系规划的五点主张都是为了推动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其中最大的看点是，全力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过去，许多国家的投资者因为担忧安全形势而大量撤出巴基斯坦。现在，中国投资者来到巴基斯坦并带来大量投资，显示出对巴基斯坦极大的支持，”阿马努拉·汗说。 唐孟生指出，中巴关系建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外交关系，现在要给中巴关系注入新的内容，这就是经济合作。 他强调：“要帮助巴基斯坦把经济发展起来，而巴基斯坦的发展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帮助，特别是西部地区。” 专家认为，从习主席的演讲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不但致力于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而且有着更高的目标，就是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 阮宗泽说，习主席曾在许多场合提到过“命运共同体”概念，但这条路怎么走，未来怎么发展，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从现在来看，通过打造中巴两国命运共同体，能够树立起一个可供参照的标杆，而最终目的是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 既然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互相为对方考虑，那么建立这种紧密关系的唯一途径就必然是合作共赢。任何不考虑别国感受，甚至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做法，都不可能真正赢得对方的信任。 专家指出，中国提出的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倡议之所以广受欢迎，关键在于，它们都建立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之上。 陆树林说：“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和西方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不一样。我们发展了，也希望邻国发展，分享发展的红利。” 韩国《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韩友德近日撰文指出，帮助周边国家成长、实现共同发展的中国式合作共赢逻辑正在被全世界所接受。 尼泊尔国际事务委员会秘书长高塔姆说，中巴之间的真诚合作表明，中国并不像西方一些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其他国家贫穷和动荡。相反，中国希望它的邻国繁荣发展。中国的外交政策体现出的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思想。 从习主席的演讲还可以看出，中国在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对南亚地区非常重视。南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合作伙伴。 习主席详细阐述了中国对南亚的睦邻友好政策，表示中国愿同南亚国家的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实现互利发展、共同繁荣。 阮宗泽认为，这是在告诉南亚各国，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尊重南亚的文化和历史，愿意同南亚国家平等相待，照顾彼此舒适度，不会将中国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 “应该看到，南亚的发展在亚洲是相对滞后的。但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下，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就可以把劣势转化成优势，”阮宗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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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固阳县怀朔光伏电站二期40MWP光伏发电项目，按照包头市工业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改革的新流程，用了1天就办完了立项手续。后面的审批手续仅涉6个部门，在28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 在过去，这类工业项目审批要涉及15个主要行政部门、20项行政审批事项、4证1书15审查意见、需要360个工作日才能办完;如今简化为涉7个主要行政部门、8项行政审批事项、4证1书3审查意见。 审批“当关”、公章“旅行”、公文“长征”等现象饱受企业诟病;证明“我妈是我妈”、一岁孩子被要求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令人啼笑皆非。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至今，须剑指顽疾了。 政令层层传达，基层群众和企业是否实际受益?对于这项改革，未来还想点什么菜?带着上述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随中央媒体采访团近日走访了内蒙古包头市。 以包头市为例，过去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及到发改、建设、规划、质检等9个主要行政部门、90多个内部处室、11项行政审批事项，至少需要办理6证5书。用“路漫漫其修远”来形容这一过程毫不为过。 完成这些繁杂的流程需要183个工作日，这还没有包括各类评估评价时间。 有地产公司项目经理向记者表示，审批涉及的部门太多，有的部门对同一个项目的审批要涉及内部的几个处室，前后就要多次审批;此外，各行政部门之间存在“壁垒”，各自为政，企业只好背着各种材料奔走于各部门。 包头市副市长路智介绍，在简政放权的当口，地方政府亦在思考如何为市场和企业松绑，缩小权力寻租空间。为此，包头在房地产开发项目行政审批领域实施了“1+4”审批模式。 “1”是指项目前期准备阶段，由市政府出资委托市规划局牵头组织完成区域性环评、水评、能评、地震安全评价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工作，并与水、电、气、热、通信等部门协调，统一布置各类管网、合理配置供电、通信设施。 这意味着建设单位不再单独做上述各项评价，也无需企业再缴费。 万郡房地产(包头)公司总经理助理吴晓风向记者表示，单就区域性评估评价一项，公司就节约了100多万，更重要的是节省了半年多时间。 “4”是通过并联审批，将过去繁杂的审批环节简化为用地审批，规划审批，施工许可，预售许可、联合验收及产权办证四个审批阶段。 从数字上看，“1+4”模式，将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程序由原来涉及9个行政部门、11项行政审批事项、6证5书、183个工作日，优化为涉及5个行政部门、7项行政审批事项、6证1书、42个工作日，审批时限较之前减少近5个月，其中从用地审批到施工许可阶段仅需20天，极大提高审批效率。 包头市发改委主任王秀莲向本报记者介绍，包头今年137个房地产重点项目开复工132个，开复工率96.3%，完成投资251.9亿;工业投资完成297.7亿元，增长18.7%，占全部投资的44.1%。 记者在包头了解到，从2014年开始，包头对市级269项审批事项进行了全面清理，保留43项、取消或暂缓执行118项、下放68项，精简幅度达84%;市辖区平均保留23项，精简70%;外五旗县区平均保留27项，精简68%。 包头市市长包钢回忆，最后保留了43项这个数字着实不易。简政放权最大的阻力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政府的业务部门，很多部门的领导来反映说这项很重要不能放。哪个领导不换脑筋就换帽子，当时就用这种高压态势来推动改革。 宏观层面，在已经提前两年完成减去三分之一目标的前提下，国务院要求今年将再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行政审批事项。 国家和自治区下放的116项审批事项中，包头市级承接21项，下放到旗县区19项，取消76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行政许可权力清单，实现了“一张清单管边界”。 学习上海自贸的做法，按照市场主体“法无禁止皆可为”原则，包头初步建立了15大类100项投资领域负面清单，其中限制类52项、禁止类48项，清单之外的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初步形成了投资领域“负面清单+备案”的审批机制。 “现在走到这一步，政府一方面把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向社会公开，由公众和舆论来监督;另一方面由人大对政府权力进行确认，通过立法把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包钢表示。 包头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医务科的副主任钱乐华赶着在周四之前备好材料，为医院新入职的医生和护士集中申办执业资格注册。因为位于包头市卫计委5楼的医政科每周四才受理这项申请：“那时候审批环节不清晰，没有标准化流程，一件事情往往需要5、6趟才能办完。” 而包头市卫计委行政审批科(窗口)科长李占纲此前就在医政科上班，除了每周四接待前来办证的企业和民众外，还承担着其他工作，事儿多、活儿累。 去年，李志纲带着两名工作人员入驻了包头政务服务中心，专职办理由卫计委授权办理的三项行政审批事项。截至到7月中旬，三人已经办结了6200多个证件，“现在效率更高，工作更有成就感。”李志纲表示。 如今，而钱乐华也不必每周四“赶集”，随时备好材料就可以前往大厅办理。 不仅仅是卫计委，包头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雷殿军向记者介绍，16个市直部门均增设了行政审批科，部门负责人向审批科长进行了书面授权，同时启用了“行政审批专用章”，实现了“一个大厅集中办、大厅之外无审批”。 “三集中”是指分散在市直部门各科室的审批职能、审批事项、审批人员向行政审批科集中，行政审批科向政务大厅集中，行政审批事项向网上审批平台集中; “政府要继续简政放权，可以预见，未来行政审批会越来越少，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的重心将转移到事中和事后监管上来，而且是服务型、规范性和法治型的政府监管。”包钢向记者介绍。 在全国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各地试点的情况并不统一。 2009年，全国第一家行政审批局在武侯区正式挂牌。武侯区内22个职能部门的主要行政审批职能划转到该局统一办理，各职能部门只承担日常监督、管理职能，由行政审批局对审批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而天津，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彻底的方式推进了行政审批局这一模式：天津滨海新区在2014年成立行政审批局，实现了“一颗公章管审批”：用1枚“审批专用章”取代了原来的109枚审批公章。 记者了解到，由于行政审批制度尚无全国统一的路径表，因此各地各部门的改革进度不同、模式各异，造成改革横向不同步、纵向不衔接、放权不到位是原因之一。 包头市法制办主任于宝生向记者举例称：包头市已经取消了粮食售后行政许可事项，但是在国家层面，这一事项是“下放”，并未取消。于是，出现了包头的粮食企业到外地收购粮食受阻的问题。 这一问题属于地方改革在异地有效性受限;在横向上看，部委之前的权利下放不统一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守志近日表示，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有关部门放权不统一：国家发改委将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以后，国土、环保等相关部门没有将相关权限进行同时、同等下放，部委之间横向没有联通，纵向不能贯通;二是审批流程改革需要修订上位法。国家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以后，发改委的管理环节中仅有一项程序(核准或备案)，但国土、规划、住建等十几个部门按照上位法规定，仍然实行审批制。 为此，张守志建议，要强化协调联动，发改、国土、环保、规划等部门应在企业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上同时进行关联性改革，做到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互促进;加快现有法规的修订等。 也正是由于上位法尚未修订，使得包头审改工作中存在一些法律和制度瓶颈，这也需要从国家层面，本着因事制宜、因地制宜的原则，给予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和授权，为这项改革在全国铺开积累可供借鉴的经验。（秦夕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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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８月４日电（记者 罗政、吴雨、杨毅沉、王晓洁）近日，央行发布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于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认证要求、支付限额、业务范围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对于消费账户的限额和综合理财账户的限制，被业内人士称为“史上最严”。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对于该征求意见稿，公众最为关心的，还是未来第三方账户将如何支付，网络支付安全性的提升是否会影响用户使用的便捷性？由此产生的种种成本将由谁来承担？这些针对互联网金融重要基础设施的监管措施将如何落实？ “我的支付宝和微信账户是否需要补充资料‘证明我就是我’？会变得麻烦吗？”在上海市民方女士看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或将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小改变。 根据央行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规定，综合账户需要包括面对面在内的至少５种方式进行交叉验证身份，而消费账户也需要至少３种方式进行交叉验证。 央行相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现实来看，银行账户是强实名制，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账户往往是弱实名制。“随着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发展壮大，社会资金出现从强实名制账户流向弱实名甚至非实名账户的趋势，出于反洗钱等安全方面考虑，需要加强监管。” 该人士认为，实名制是金融活动的基础，是防范金融犯罪的第一关，出台较为严格的验证要求，一些支付机构没有很好地落实实名制要求也是重要因素。 出于安全性考虑出台政策无可厚非，但在不少已习惯网络支付验证方式的消费者看来，为达到验证要求而需补齐的资料，让他们觉得繁琐。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安全性和便捷性之间的权衡，可能是目前舆论争议的核心内容。”零壹财经研究所所长李耀东说。 在方女士看来，其选择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主要是因为其便捷性。“比如，我身上缺现金，可以通过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方女士说，“但如果按照征求意见稿超过２００元的交易支付机构不得代替银行进行验证，就可能一会收到银行验证短信息，一会第三方又要求输入验证码，这会让支付体验大打折扣。” 有专家认为，征求意见稿还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理财行业形成“杀伤力”。在搜狐旗下Ｐ２Ｐ公司搜易贷ＣＯＯ蒋轩看来，新规将倒逼Ｐ２Ｐ公司尽快与银行进行存管合作，有利于保护用户的资金安全，但是从用户充值的角度来看，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短期来看或对Ｐ２Ｐ公司的业务造成一定的冲击。 征求意见稿一旦付诸实施，或将产生或转移一些社会成本，而这些成本将由谁承担，也是公众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支付机构按照要求落实认证规定，将是一笔不得不承担的成本。据上述央行相关负责人透露，对支付机构增加了交叉验证要求并不会增加消费者的成本，而将对支付机构的后台提出更多要求。“客户只需提供住址、学历等信息，验证工作是由支付机构想方设法来做。” 一名支付机构工作人员坦言，现在几乎所有支付机构的验证方式都达不到新规的要求，增加交叉验证渠道成本不低。与此同时，目前政府机构对数据开放得并不多，不少地区的社保等信息并未联网，工商、税务等基础信息建设不完善，拓展验证渠道并不轻松，如果选择社会征信机构帮助完成，还需要承担不少费用。 此外，“不少支付机构的服务触角正在伸向农村地区，监管要求提高后，部分地区的农村客户或许会因基础信息建设不足、手机安全级别不达标等，无法享受到较好的网络支付服务，成本可能转嫁到用户身上。”该支付机构人士说。 “目前，只有由公安机关提供的身份证验证和商业银行提供的银行卡验证比较成熟，第３种甚至第５种验证方式究竟是什么，央行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支付机构和消费者还处于困惑之中。”李耀东说。 北京某国企员工张女士告诉记者，自从智能手机和第三方支付平台普及之后，她就没有为“异地跨行”转账的手续费烦恼过。“我可以先把钱从银行卡转到第三方支付账户，再从该支付账户转给别的银行卡，无论这两张卡是否在同一家银行开户，是否是同一个城市的，都不会产生任何手续费，有的支付软件直接开通了银行转账功能，十分方便。” 然而，根据征求意见稿第１７条，“支付机构为客户办理银行账户向支付账户转账的，转出账户应仅限于支付账户客户本人同名银行借记账户；办理支付账户向银行借记账户转账的，转入账户应仅限于客户预先指定的一个本人同名银行借记账户”。这可能迫使不少人摒弃第三方支付，而选择使用银行网银转账。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都会为异地跨行转账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如记者从交通银行客服了解到，如果通过交行网上银行给跨行账户转账１万元，就要被收取１２元的手续费。“因此，用户怕是要缴纳一笔手续费了。”张女士说。 在易宝支付ＣＥＯ唐彬看来，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安全是底线，但互联网金融的特色和生命力却在互联网。应当看到，互联网通过新技术和跨界融合不断创造新业态，在推动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管的难题。 李耀东认为，对第三方支付公司和传统商业银行划定同样的门槛，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说并无不妥，但要考虑体现谁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只是互联网金融，事实上，被认为储户资金“保险柜”的商业银行，近年来也遭遇了不少安全问题。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在一些ＱＱ群里，包含用户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在内的银行卡、信用卡信息，以２分到５角的价格公开叫卖，一些信用卡的用户前脚开卡，后脚就遭遇各种骚扰电话；另一方面，银行存款丢失、银行卡被盗刷事件屡有发生，也引发公众对商业银行安全性的担忧。 “应当兼顾安全与发展。”唐彬认为，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应更加重视功能监管，创新监管思路和方法，而少一些“一限了之”的思维。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认为，央行的监管新规只是征求意见稿，正在充分征求和吸收公众的意见、建议，相信未来会为金融创新留下空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的金融行业也在不断走向成熟，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也将与时俱进，会在风险与创新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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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接近决策层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政策还应加大力度，财政政策还是有空间的，地方财政困难加大，企业效益下滑后税收受到影响，房地产调整使得房地产相关收入面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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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以来，浙江开始启动以实施药品零差率、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切入点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本次改革的核心是，公立医院对除中药饮片之外的所有药品，按实际进价实行零差率销售。也就是说，药品进到医院的进价是多少，最后销售给患者的价格也是多少，医院不从中赚一分钱。此举将彻底打破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以药补医”的畸形格局。